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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大码头的商业航运文化是益阳的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话，那么，挪威人新创的桃花仑信义文化则可称之为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按理说，这两种并存于资水两岸完全不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文化，无论是从性质还是从内容来讲，都是两种对立的文化，尤其是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矛盾激化、各地教会案件此起彼伏的年代里，这种同溶于一城不同性质的文化，稍微处理不好，便会引发冲突，甚至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势态，然而，在相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这两种文化不但从未发生过矛盾冲突，而且，一直能友好的合作互补，这不能不说是益阳人实践的一个和谐范例。

    诚然，这与挪威人真诚友好的为人和趋利避害的战略眼光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从挪威人选择投资地点就可以看出，按资本运行的规律来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般都是选择人口稠密的商业闹市区进行，而挪威人却偏选择了人烟稀少的资水南岸荒地，这就正面的避免了和益阳主流文化的直接冲突。其次，在信义文化的展开和教化上，挪威人并不急于从现代的当家人做起，而是选择了从新的一代教化开始，是一个几十年的长远计划，从这两方面看来，挪威人的计划是谨小慎微和循序渐进的。故此，这两种完全不相同的文化，尽管在矛盾冲突的社会背景下，还是完全完全避免了矛盾的摩擦。

   当然，这也与益阳人的好客与宽容大度有很大的关系，“朋友来了有美酒……”，益阳人的主流文化是有很大的包容性的，益阳人由于看准了挪威人没有敌意的本性，因此，不但表现出对挪威人欢迎的热情，而且，对挪威人的事业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支持，比如；他们把下一代的子弟送到挪威人办的信义学校读书，也把自己们的家属和子女送到挪威人办的信义机构就业和听讲，不少人加入了教会、有的还把子女送到教会洗礼。在进半个世纪中，他们可说是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也十分默契敬重。就是在极左思潮横行的时代，“桃花仑”因有资产阶级意识嫌疑，曾一度被被改为“先锋公社”，但在61年“困难时期”的梦醒后，又迅速恢复了桃花仑的本来名称，就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疯狂的年代里。益阳人在全面清除“封、资、修”黑货的时期，也始终没说过挪威人的坏话和批判过挪威人。自然，这种融洽和谐的结果，也在益阳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一大批对中国现代文化史有影响的人物，如周扬、周立波、钱歌川、林凡、莫应丰等…….。

   更应说明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1944年曾一度占领益阳的资水南岸，也就是挪威人所在的桃花仑一带，当时迫于对学生的保护，信义系列学校迁往后方安全地带，而挪威人办的信义电讯、医院和教堂则公开的放弃中立的立场，果敢地和一样军民迁往河北和益阳人民一道联手抗日，现在许多上年纪的老益阳人都还记忆犹新，挪威人当时不但救助伤员不要钱，而且，他们的医生和护士还直接跑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救护被日本人打伤和炸伤的军人和老百姓，并用生疏的中国话大声告戒；“伤员不要喝生水！”。
这场僵持战结束时，挪威人救护的伤残人员达三千多人，有的住院达半年之久，而挪威人在无偿的抢救中，不但未收一分钱，而且，始终都是尽心尽力，现在许多益阳的老人回忆起来，都还怀念感激不已，有的还把那挪威人的红十字旗神话，说是挪威的十字旗是作了法的，日本人的飞机不敢炸十字旗，因此，许多人便跑到十字旗的周围躲避日本的炸弹，当然，这时的挪威人也乘机和益阳的老百姓处理好关系，据说，自这场战争过后，益阳人对西医的认同率也大大的提高，许多益阳人不但到挪威人的医院来治疗跌打损伤，而且许多益阳的妇女还到挪威人的医院来生产，现在许多益阳的老人就是在挪威人办的信义医院出生的，这在全国范围来讲，益阳人虽地处偏僻的内地，但就中西和睦相处的结合程度来看，却是走在国内任何一个开放口岸城市的前列的，益阳人是开放的。

   至于挪威人的这种跨越民族隔阂和文化偏见的人文改造行动，今天看来，或许是西方殖民文化战略的一个部分，也或许是挪威一代人的浪漫理想。但如果说是挪威人对中国文化的欠了解或心血来潮造成的失误，似乎还不能这样结论，至少当时不能这样认为，因挪威人切切实实在益阳打造了一个相当美丽感人的桃花仑人文美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死在这块土地上，而他们中间则有更多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出生，桃花仑是一块福土宝地，挪威人热爱，益阳人则更加热爱！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保守排外的文化，但从挪威人与益阳人和睦相处半个多世纪的事实来看，我们传统文化似乎并无这种盲目排外的先天劣根性，自然，也没有盲目崇洋的先天奴性，而是很有人情味、能和世界平等相处的人性，中国不但能走向世界，世界也能走进中国，益阳人和挪威人半个多世纪的和睦相处实践，至少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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