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沅江的赤山岛上，到处都可看到和听到一个“蠡”字，如蠡施村，蠡山遗祠，蠡山饭店等，外地人有许多不识此字，可当地的人都能读出这个字来；“李”音，这里之所以叫蠡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春秋末期杰出的政治家，越国的右将军、相国，中国的第一个大隐，经商始祖，财神，西施的丈夫-------范蠡隐居的地方。所谓蠡山遗祠，就是范蠡的祠堂。而蠡施村，则是范蠡和西施居住的地方。
《史记》卷１２９《货殖列传》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谓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策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此之前，《国语》的《吴越春秋》记载：“范蠡请辞，越王恻然，泣下沾衣，言曰：‘……去乎，妻子受戳。’范蠡曰‘臣闻君子俟时，计不数谋，死不被疑，内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为法乎，王其勉之，臣从此辞。’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
也就是说，范蠡帮助越王勾践雪耻复国后，功成身退，辞官隐身于江湖，目前最早、也最有权威的也就是这两个版本的说法，两版本相同的是；“乘扁舟”。不同的是；“浮于江湖……”和“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但不管哪种说法，都是范蠡带着西施走了。那一叶扁舟扯起孤帆,两个相爱的游子,从此飘逝于烟波浩淼之中去了。
范蠡和西施到底到那里去了呢？从汉朝以来，这个问题就众说纷纭；有人说西施沉湖而死；有人说他们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谓“鸱夷子皮”；有人说范蠡到陶地做了陶朱公；有人说他们到了八百里洞庭湖：有人说他们就在太湖：更有人说他俩隐居在浙江桐庐分水里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历史学术考察之争演变成了地方名人之争，河南内乡县干脆立起了范蠡的铜象，说是范蠡的出生地，而河南的卢氏县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大商人，就把莘川村命名为“范蠡”，这个湖叫“范蠡湖”……于是，这些地方之说的学者专家们一个个引经据典，有的还成立了范蠡研究会，为的就是说明范蠡最后隐居地就是某某地方，但这些经典，多数都是元、明、清时期的传说与推测，与范蠡“乘扁舟”的时间已相距近2000年，因此，可信度和说服力都不是很大。
但为了增大说服力，又在《吴越春秋》上记载的“入五湖”三字上作考证；这次，把经典的时间推前了1000年，居然拿出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意即“五湖”就是泛指太湖流域一带的所属湖泊，这似乎是“太湖说”的最早最有力的证据。但翻遍《水经注》，却怎么也找不到有“五湖”就是泛指太湖流域一带的所属湖泊的字眼。倒是在宋•《裴骃集解》中找到了一段话；韦昭曰：“五湖，湖名耳，实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吴西南”。看来，即使《裴骃集解》也没有肯定五湖就是太湖的说法，而是引用一个叫韦昭的言语，况时间也是南宋，“太湖说”还不具权威性。因历史上对 “五湖”的说法也很多。《水经注•沔水》认为“五湖乃长荡湖、太湖、射湖、贵湖、滆湖”。而唐司马贞则认为“具区（即太湖）、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湖”是为“五湖”。不过，近代人却把“洞庭湖”、“鄱阳湖”、“巢湖”、“洪泽湖”、“太湖”称做“五湖”。
当然，近代人的五湖概念不可能解释范蠡所入的“五湖”，但唐朝司马贞的认为却是这些解释中较早的解释了，这个五湖中的“青草、洞庭湖”两湖就是今天的南洞庭湖了，诚然，唐朝司马贞离范蠡泛舟五湖也是1000多年的时间，其权威性和说服力也不充分，更不能说明范蠡的归宿。
然而，沅江的蠡山遗祠和蠡施村又是一回什么事呢？打开沅江县志，上面这样写着；
范蠡祠；又称蠡山庙，即古大安寺，位于赤山龙虎山颠，相传范蠡偕西施泛舟五湖，寄寓龙虎山。唐嗣圣元年（684）立庙，天宝八年(749)改赤山为蠡山，建蠡山庙于龙虎山颠,尔后庙宇几经毁建，至新中国成立时保存的范蠡祠为清咸丰四年（1854）年所建。......自建祠以来，香客文人络绎不绝，提咏游记，琳琅满目。1968年冬，拆毁建赤山区卫生院。
这段记载至少说明三个问题；1.范蠡偕西施寄寓龙虎山乃是传说，不是历史记载，2.建蠡山庙是唐嗣圣元年。3.拆毁蠡山庙是文革时期。
但至少也有三个玄外音；1.“相传”，是在唐代以前就相传，是一个什么样的传说？2.唐嗣圣元年（684）是谁在此立庙？3.益阳本地人对传统遗产非但不争，而且是拆毁。
可益阳人对此事虽然不争，但并不能说明范蠡就没寄寓在此，根据我的查阅资料和理解，范蠡寄居在赤山岛的可能性倒是这些“地方说”中可能性最大的，理由有三；
一、范蠡偕西施；“浮于江湖……”和“出三江，入五湖”，都说明范蠡是隐退，既然隐退就不可能是留在他消失的地方，“五湖”作太湖解释的说法，不管成立与不成立，范蠡都不可能就留在原地，如果能成立，这里只能作消失的地点理解，不然，后句不会有“人莫知其所适”了。更不能说是隐退了。
二、范蠡不可能留在吴越之地，这除了不符合隐退的情理外，更有另两条理由可以说明；1.范蠡既然用阴毒之计帮越国灭吴，无论是本家还是仇家都不会放过他，从本家勾践这里来看，“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制权道理他不可能、也没必要超越，事实上，不懂进退的文种就被他赐死，何况范蠡这种计狠谋毒的心腹之患？因此，是要想方设法除之而后快的。至于被灭掉的吴国的人就更不会放过他，你想；他用西施行使美人计瓦解吴王夫差的斗志，用离间计使夫差和伍子婿反目，从而害死伍子婿并使夫差悔恨终身，用煮熟的种子行还粮计使吴国的老百姓颗粒无收，这些毒计不但狠，而且阴，因此，吴国不论是君臣还是百姓，没有一个不对他恨之入骨的，他如果还留在吴越之地，不等于自寻死路？ 2.事实证明，范蠡一直是防范着本、仇两家的，若干年后，范蠡出现在齐地时，用的化名是“鸱夷子皮”，尔后，再出现在陶地时，又改姓为朱，曰；陶朱公。
从范蠡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就充分证明了范蠡不可能留在吴越之地，因此，关于范蠡隐居地的“太湖”和“里湖”之说，是不符合逻辑常理的。
三、范蠡极有可能隐居在洞庭湖的赤山岛上，这除了唐朝以前的传说不是无风起浪外，另外也有两条理由可以佐证；1.《史记》载；范蠡，字少伯，楚国南阳人。而洞庭湖属楚地，隐居此地，不存在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现今赤山岛上的母语就是古楚语），也可远离吴越是非之地，躲避找麻烦。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回老家南阳，这除了同样不符合隐退的情理外，这种近于逃避的方式回来也不符合光宗耀祖的民情风俗，并且也说不清白。但隐居在洞庭湖的赤山岛，既没有远离祖国，又躲避了是非，是一处较理想的隐居选择地。2.赤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很适应于作这种结国仇后的隐居，范蠡结下的是国仇，吴人在陆地上几乎人人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勾践将吴人收为国民后，为安民也会理由正当的把一切罪过都推到范蠡身上，何况还有 “狡兔死，走狗烹”的个人原因？因此，逃出国，躲到无人知晓的地方，而洞庭湖中的这片孤岛便是最佳选择，那时的洞庭湖可不是现在这个交通发达的模样，那时还和云梦泽连在一起，也没有四口泄洪淤沙，这座孤岛就象大海中的一条小船，是非常隐秘的。况这里风景气候均十分美丽宜人，四周的洞庭湖，就象大海一样，烟波浩淼，一望无际，在此环境中与西施画眉弄琴 ，当然是美乐融融。
当然，说了这三条理由还是不能证明范蠡最初就隐居在赤山岛上，因结论必须要以事实为依据，这也许只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证实，但从逻辑推理上来讲，隐居在这里的理由是最充分的。
其实，这里还一个关键的辅佐证据，就是唐代为什么认定这里就是当年范蠡隐居的地方，并在这里修祠庙的？
前面说过；建蠡山庙是唐嗣圣元年（684），这一年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年号怪现象；有三个年号，除了前面的嗣圣元年外，还有两个年号；分别为；永隆五年和光宅元年，所谓永隆五年，是武则天的长子李显中宗皇帝的年号，这一年春，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小儿子李旦李旦为帝，年号睿宗，永隆五年也就改为嗣圣元年，但李旦做皇帝，实质上是个傀儡皇帝，即位以来就是母后武则天临朝称制（称制，即不挂名而行使决定权），武则天为了威慑群臣，在九月份，武则天又改元为女胸像俑光宅，故又在下半年改为光宅元年，这也说明武则天的权力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
唐朝在这种家族政治剧烈变化的气氛下，朝中许多传统正直的大臣都萌发了隐退的想法，尤其是其中的文臣，更是巧妙的掀起了一股考证研究范蠡的思潮，当然，研究点也主要集中到范蠡功成身退后的去向问题上 ，这其中有诗人，思想家和史学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有；骆宾王，陈子昂 ，陆广微，司马贞等，而这其中的骆宾王更是有行为效仿的意图，骆宾王七岁时就以一首脍炙人口的《咏鹅》诗蜚誉当时长安诗坛，成为中国唐诗早期的“初唐四杰”之一，但中年后并不得志，因个性刚直不阿与当时官场上的家族政治变幻不适应，非但不能显露“初唐四杰”的聪敏才干，反而弄得蒙冤下狱，因此，在这期间就萌发了隐退山林的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他在永隆元年遇大赦出狱后所写的诗中看出端倪；
〖夕次旧吴〗
骆宾王
维舟背楚服，振策下吴畿。盛德弘三让，雄图枕九围。
黄池通霸迹，赤壁畅戎威。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
行叹鸱夷没，遽惜湛卢飞。地古烟尘暗，年深馆宇稀。
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悬剑空留信，亡珠尚识机。
……。
这首诗大约写在出狱后的第三年（682），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骆宾王路过这些地方时，怀古伤今，触景生情，借历史的陈迹和客观的景物，抒发对国事的忧伤和身世的感慨而已。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两点；1，维舟背楚服，这是指的到了楚地，并且是看到了楚地的船。2. 行叹鸱夷没，“鸱夷”就是范蠡在齐地露面时用的化名“鸱夷子皮”。在一首诗里提到范蠡，维舟，楚服，吴畿。这就说明；骆宾王他们那个时期早就认定范蠡是隐居到洞庭湖了，并且，这种认定还应该是一种学术上的共识（如司马贞的五湖解释就把洞庭湖和青草湖包括进来，这两个湖都是赤山岛东西两边的湖），要不，怎么会发出这么具体的感慨？因此，那个时期在赤山岛上修建范蠡祠是在认定基础上投资动工的。
但赤山岛的蠡山庙又是何人所修呢？县志和史料上都没有记载，而当时的赤山岛当地则还是几户土生居民，即使县衙出面，也犯不着在这人烟稀少的荒岛上建这样一座祠庙，因此，这里我们还是只能抓住骆宾王这条线索分析考查；
骆宾王从永隆元年（680）大赦出狱后，已是六十大几的年龄了，他出狱的第一的想法就是感到自由的可贵和官场做官的可怕，这里，我们可以从他获悉自己遇赦的消息后写的《畴昔篇》看出他的思想状态；
涸鳞去辙还游海，幽禽释网便翔空。
舜泽尧曦方有极，谗言巧佞愧无穷。
谁能局迹依三辅，会就商山访四翁！
这首诗的意思是“行将枯死在车辙的小鱼，终于可以回到大海上去邀游了。撞入网罗的小鸟，可以凌空翱翔了。皇帝大赦的恩泽机会是有限的，而官场奸佞的谗陷却是无穷的。谁还会留在长安受他们的摆布？我要像商山四皓一样遁迹山林，过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
也就是说，骆宾王在出狱时已萌发了要隐退山林的想法。但出狱后，以文坛巨星和落魄赦囚的矛盾身份凝聚一身的他，一方面，文才和人品受到社会的赞赏和老百姓的爱戴，常使他感到豪气万丈，壮志未酬，恨不能再有一次机会大展宏图。另一方面，由于朝廷里对他的冷淡和不在意，尴尬的地位，又使他意志颓丧，对大展宏图心灰意冷，恨不能马上就退隐山林，与世隔绝。当然，更多的时间还是消沉在后面那种那种沮丧的情绪之中，这也是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
前面说过，骆宾王在这个时期，游览过许多地方，这从他这个时期的诗篇中可以了解，而具体的楚地吴地之游，并且还有意识的探索了一趟范蠡当年隐居的地方，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骆宾王已经基本确定了要隐退的方向和地点。但也就在骆宾王这种想法还未完全成熟时，命运偏偏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转折，永隆三年四月（682），骆宾王却在长安接到贬任临海丞的任命（从八品），虽然他已经厌倦了官场的生活，但这却可因此离开京城，与他退隐的想法有些接近，可当长安的文人学士、故友知交为这位文坛泰斗的祝贺送行，却又使他产生眷念红尘，还有所作为的感觉，这就是这位才高位下，名显身微的骆宾王，他也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身份和心情去上任的。
到任后，他似乎和临海县令的关系相处得不错，许多事情都是以他的见解为主，因此，骆宾王在临海任上还是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的，老百姓对他的评价也较好，算得上一任贤吏。但这个时期的的骆宾王心情也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这种大材小用的日子虽使他感到屈才，但也感到心力有余，过得还算安静开心。另一方面，武则天开始抓紧对朝中权力的控制，朝中大臣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分化，而一直雄心未泯的骆宾王也隐约感到他还有一次大展宏图的机会，但此地远离京城，未免也有某种离权力中心太远的感觉。他就一直处在这种重重矛盾，而又无法解脱的境遇之中，骆宾王算不得一个思想豁达的人。
可是，在永隆五年（684），一生总感怀才不遇、少机会的骆宾王，这一年却有两个机会光顾了他；
一次是春天，骆宾王借办公事的名义来到了京城，自然免不了走访故友知交，他的好友任左骁卫大将军的程务挺（程咬金之孙），着人和骆宾王联系，要举荐他在朝中任职。程务挺因这次皇帝废立时，拥兵上殿，帮助武则天夺权，所以眼下地位颇显。他一直看重骆宾王的才干，所以才有这种打算。但骆宾王在京期间，由于亲眼目睹了武则天废帝夺权，大开杀戒，武氏势力四处横行无忌的种种行为。骆宾王恪守儒家的清规，对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当然视为叛逆，决计不与她同流。于是，经过反复权衡，他写了一封《与程将军书》，声称自己才能低下，不能治国安邦。而且言行不端，容易招祸，万一惹出事来，岂不连累荐举者？书的最后，骆宾王充满感情地写道：
“……所恨禁门清切，造别无缘；官守牵缠，程期有限。某尚期辞满，优泛孤舟；万里烟波，举目有江山之恨；百龄之事，劳生无晷刻之欢。嗟乎！流水不穷，浮云自远；沾襟此别，把袂何时？……。”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骆宾王已经作出自己今后的决定，即等在临海的任期满后，泛舟江湖，万里烟波，闲云野鹤，做一个隐退之人。
另一次则是夏天了，当他回临海、路过扬州时，去拜访他的另一位朋友徐敬业（也是一位太子党，徐世勣的长孙），徐敬业原为四川眉州刺史，拥有兵权，因武则天夺权排斥李氏旧部势力，被削减兵权，贬为柳州司马，此时正与人聚集在扬州商量武装讨伐武则天的事情，骆宾王来到这里，谈论中，居然一拍即合，这也可见骆宾王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多么的传统保守！
也就是这次与徐敬业的合作，骆宾王写下了他的最后一篇著名的《讨武曌檄》。文中历数武则天的秽行劣迹，阴谋祸心，申明大义，备达起兵的目的，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作结尾，气势非凡，极富号召力。据说武则天看了檄文后，惊叹其才华，忙问是谁写的，当听说是骆宾王所为，十分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是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这次扬州兵变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了，骆宾王以他七岁的《咏鹅》，到最终的《讨武曌檄》。为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十分光亮的一笔，但从此以后，骆宾王也就下落不明，成为千年的谜案。
但一千多年以来，各路文人学者对骆宾王的失踪进行了各类的推测探讨，大致归纳起来有三种结论；1.被杀死。2.自杀或投水淹死。3.逃亡出家。
针对这三种说法，我们只要对社会和人性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就不难发现，前两种说法是很难成立的，理由是；象骆宾王这样的文坛巨星，又是这次兵变的“祸首”，无论是从政治还是新闻的角度，他的死或他的尸体，一定会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唐正史中也应有详细的记载，因他的《咏鹅》和《讨武曌檄》太使他出名了，不可能只出现在一些野史和道听途说的传言之中。至于自杀说，那就更不可能，我们纵观骆宾王的一身，始终都是追求生活质量的，不管他是想退隐山林还是想在事业上大展宏图，这都是对生活高质量的追求，就连他最后写的《讨武曌檄》，没有对生活的积极追求和对是非的强烈爱憎，是不可能写出这千古绝唱的。再者，即使不小心被淹死（骆宾王有丰富的旅游经验，会水），也会起到第一种被杀死的社会轰动效果。因此，前两种说法可说基本站不住脚，就只剩下第三种说法了；逃亡出家。
逃亡出家又有两种说法；一说在灵隐寺做和尚，并和中唐的诗人宋之问有过一面之缘，此时的身份已是一个老和尚。这种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因宋之问时期，武则天已死，骆宾王的事已经平反，此时即使骆宾王不原再惹红尘，宋之问也会将此事说出来，因这无论是对骆宾王还是社会，都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而宋之问没说，倒是见于唐人孟索的《本事诗》，就已经说明子虚乌有。
另一说则是“不知所踪”。
“不知所踪”，这倒是一种最尊重历史和事实的说法。但我这里却有一个大胆的逻辑推理和人性假设；根据骆宾王在出狱时萌发的隐退山林的想法，再根据出狱后由于朝廷冷落不安排工作到楚地旅游探访的经过，以及他对范蠡的佩服和泛舟江湖的向往，再再根据赤山范蠡祠修建的迷和年代与骆宾王失踪时间的吻合，那么，唐嗣圣元年（684）赤山所修建的大安寺，会不会是同年失踪的骆宾王所修呢？？
如果是，那么，范蠡隐居之谜，骆宾王失踪之谜以及范蠡祠修建之谜都可迎刃而解了，事实上，明代以前的洞庭湖赤山，也确实是一块难觅的隐居宝地，而逻辑上，也只有这种解释才更为合理。
但最使人痛心疾首的是；这座在赤山岛上有着千年之久，隐藏着无数历史之谜，有极其重要研究价值的范蠡祠，竟在“文革”中被毫无意义的拆毁，而且，拆毁的理由居然是；“破四旧”和为人民服务。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一件多么愚蠢，并且无法挽回的巨大错事吗？？他们不知道，并且，益阳人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这里，我除了说一句；饶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但，现代的价值社会会饶恕他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