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沅江市西4公里的万子湖畔。有一座有名的历史文化古迹------凌云塔。1983年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凌云塔奠基于1793年冬（乾隆五十八年），竣工于1797年春（嘉庆二年），历时200余载。此塔每年春秋都遭受洪水浸泡半年以上，但迄今塔身坚固。整个宝塔用花岗岩石砌成，共用石料16.7万块，耗用白银4710两。至今保存完好。
据传，清代湖南四大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曾结伴游洞庭湖，于凌云塔前每人吟诗一句，联成七绝一首：
咏凌云塔
洞庭秋水砚池波，且把君山当墨磨。
宝塔倒悬权作笔，苍天能写几行多？
对于凌云塔的风格以及景点，我不想作详细的介绍，这在县志和旅游景点介绍中已经十分详细，我这里要谈的则是，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塔，它的作用是什么？这除了是这些介绍中的疏漏外，更主要的还是想就这个问题谈开去；
塔，又称浮屠，起源与佛教，原本是得道高僧安放骨灰和佛物的地方，因传说得道高僧体内有修炼的舍利子（结石一类的物质），便把舍利子置于塌尖，塔正因为与佛教有这层联系 ，后来，塔便逐步被演化成镇妖驱邪的正义功德的象征，再随着佛教的普及，塔便被普遍用来镇河妖除水患，这就是自东汉末年以后，塔的普遍和主要用途，然而，这塔的用途，到了清朝，尤其是乾隆年间，由于所信奉的佛教由阐宗转为密宗，这塔也赋予了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人为“盛世”的象征，立在沅江万子湖的凌云塔，就是说明这个政治意义的一个产物。为了证实这一论点；我们可以从地理的和历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从凌云塔的地点来看，它已不是以前的那种立在河边的镇河妖的宝塔了，因它是直接立在洞庭湖中间的，并且，一年之间，有一多半时间是浸泡在水中间的，如果说以前宝塔镇河妖的作用是防止河妖从水下跑上岸来为祸的话，那么，凌云塔则有一多半的时间是为了防止岸上的妖跑到水里去，成了“镇土妖”，这显然说不通，再者，“镇湖妖”之说也是鲜为所闻，因这几乎是要改写中国宝塔历史的大手笔，一个县显然没有这种能力和气魄。看来，镇妖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另外，再从建凌云塔的时间来看，凌云塔始于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翻开这段时间的沅江县志；乾隆四十七年，镇江塔建成，乾隆五十八年建凌云塔，乾隆五十九年，建成魁星楼。三塔楼之间的距离平均不到五公里，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县在十三年之间要建三座造价不菲的塔？如果纯粹是出于迷信“镇河妖，除水患”，显然是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驱动力的，因镇河妖之说无法用事实来证明，况建一座镇江塔就够了，何必三座？最主要的是；这之前四十年之间，沅江并无水灾的记录，因此断定；不是迷信的需要。那么，是县财政收入特别好，丰衣足食的结果吗？看来也不象，相反，这个时期应该还是灾年不断,县志上就有两次记载；乾隆四十三年，夏、秋大旱，饿死人畜无数，时称“戊戌灾年”。乾隆五十六年，生员皮伧创设南门义渡，捐田三十四亩作船工薪给基金。这两件记载，一个是旱灾，饿死人畜无数。另一个虽没说明是灾年，但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凡义举的行为，都产生于灾年，此就是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可见，也不是一方富足的结果。
那么，一个县在短短的十三年之内，既不是出于“镇河妖”的需要，又不是富足的表示，为什么要连建三座塔呢？这里，就只有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上去找原因了：政治环境又可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所谓小环境，就是指洞庭湖的特殊地理位置，如水灾水患乃至当时“舍南保北”的怨言等，但只要查“凌云塔”三字，就发现不是小环境的问题了，因同时期国内所建的凌云塔至少不下三十座，另外还有叫其他名字的，可说是数百座。也就是说，在乾隆时期，尤其是乾隆四十年以后，国内曾出现过一阵建塔热，是国家的大环境。那么，问题又产生了，为什么前面的康熙和雍正都没发生过建塔热，而乾隆在位六十年，却偏偏在他的中晚期才发起这场建塔热？
这里，我们不得不从乾隆所处的特殊时代说起，我们知道；乾隆的先人顺治六年，就是公元1649年，英格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把英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后来英国逐渐地经过了艰难曲折走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这本是与家天下皇权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如果说它的影响还不足以令世人刮目相看的话，那么，发生在乾隆时期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英国产业革命，乾隆五十三年；美国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国会。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也是同一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攻占了巴士底监狱，后来把法王路易十四送上断头台，法国发表人权宣言，一个法兰西的资产阶级国家就开始兴起......。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管其方式的文明和野蛮，其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要求从皇室分权。这一点，作为皇权最高统治者的乾隆，是再清楚不过的，面对这种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顺应引进还是对抗把它拒之门外？本能和利益的驱使，决定了他选择后者，这里，我们可以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十三日，当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时的情景看出这种乾隆的应对，乾隆傲慢地声称“天朝统驭万国”、“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等等，这些话，今天我们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乾隆不知天高地厚，极其无知，但如果再从乾隆所具体采取的措施来看，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一个结论了，其实，乾隆说这番看似无知狂傲的言语，实质上是他准备了近二十年的应对措施，在英国爆发产业革命时，以他国内少有的政治家眼光，就觉察到了这种来自西方的政治产业革命对皇权的威胁，为了从表面上压倒这些西方文化，起到从实质上抵御西方文明的作用，他决意从形式上打造出一个完全完美的东方文明。
首先，是重用知识分子，纪晓岚、刘镛，王杰等一批知名知识分子被他启用驯化（其中纪晓岚充军新疆就是驯化的一个过程），并用这批知识分子打造一个完美完善的东方文化-----四库全书。这部巨著以加工完善的孔孟之道为理论基础，不惜“改造”历史甚至“创造”历史，借采书之机“禹禁于征”，大量抽毁或全毁有碍文字。此外，对清朝宫廷内部的骨肉相残，尔虞我诈等，通通加以删改美化。为了使汉人效忠清朝，说明满人夺取天下的合法性，借征书之机将明朝的种种失德文字和秘史暴露于天下。使华夏几千年的自然真实历史变得面目全非，成为刻意打扮的一个美女。
其次，打造和完善教育体制。 在乾隆时期，莫斯科大学建立，美国在波士顿建立了科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德国第一位女的医学博士诞生了。这个时候乾隆相应对的是什么呢？却是按照皇权巩固的要求完善八股文和大量培养御用文人，这里举一个例子，乾隆六十年，居然举办了一个八十岁以上老人参加会试的科举考试，各省报了一百一十六人，经过三场科举考试，坚持下来最后参加殿试的共有九十二个人。乾隆对这些人都赏给了不同的官衔，其中最年龄的是一个百岁老人，孙子在前面打着灯笼上写着；"百岁老人应试”。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乾隆以“兴文尊老”之名，行粉饰太平之实的应对手腕。
其三，就是在社会上大力营造太平盛世景象，除了在吏治管理制度上完善和修改外，还尽量要求官吏的行政方式和执法手段人性化，这里，我们可以从一则县级的告示看出这种人性的合理成分；
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巴县告示
为禀恳示禁事
据廉里九甲约邻刘品重等禀称，该处一带地方有等不法贼匪，小则偷窃掏摸，大则刁墙割壁，更有恶丐、算命等辈，以乞化为由，其实偷窃营生。饶裕者被窃，用费不敷，借贷有济。贫窘者窃，赊借无门，朝夕莫度。今约等邀集甲众公议，十家一连，日夜相助捉拿，使贼无容身之地。为此，禀恳示禁。等情。据此，除饬差查拿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地居民等人等知悉，嗣后倘有前项不法贼匪、亚丐，掏摸偷窃者，许尔等协拿送县，以凭严究。该约邻人等毋得挟嫌妄拿平民，以及私行拷打，致干重咎。凛之！慎之！毋违！特示。
通过对这则县级告示的阅读，乾隆所营造的皇权管理体制，我们可以看到相当人性和合理的“王道乐土”景象，几乎已经达到了无可指责的完美程度。
其四，加强象征社会文明硬件设施建设，一种普遍形式就是建塔和楼，圆明园作为皇家的样板工程，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增修和扩建，沅江的凌云塔也是在这种大力营造东方文明的大环境下而建成的，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沅江县城为什么要在这段时间集中连建三座楼塔的真正原因。这些建筑既有东方文化和东方佛教的内涵，又有相当于今天的形象工程和伟人雕像的外观，更有其建筑艺术的欣赏和文物参考的价值。
通过这几个主要方面的改善和打造，确实营造出了一个表面和谐的“太平盛世”景象，为此，乾隆皇帝本人也被御用文人尊捧为“十全老人”和“古今第一完人”。而国人也纷纷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自大与满足之中，
应该承认；这种“王道乐土”的景象，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尽管这其中的主体是不合法的皇权，但如果在客观上中国能成为一个永久封闭的独立王国，这种治理是能够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然而，西方科学和经济的步伐已经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征途，整个国家的精力和智慧都投入在发展科学和扩大再生产规模之中，而在“乾隆盛世”治下的国民却在东方这块对外封闭锁关的国度里、原地唱起了田园牧歌，将智慧和精力投入在贪图享受的安逸之中，在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趋势进程中，这种封闭的独立能够和允许存在吗？何况这其中还有大量人为粉饰太平的虚假成分？因此，可以说，这种皇权营造的“太平盛世”，只能是暂时的，而清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清王朝的灭亡应该是始于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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